劫后相逢
那是在粉碎“4人帮”反革命团体以后,南京军区顾问长王蕴瑞老将军来北京时,特地到和平里薛磊同志家和我家看望我们在军区司令部工作多年的下级。他问我:你们跟南京军区肖望东政委调国务院文化部工作,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吃了很多苦头,现在可好?我回答说:肖政委调任国务院文化部长,何振茂:我眼中的南京军区将帅及其“智囊团”,是“大人物”,被“4人帮”诬告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何振茂:我眼中的南京军区将帅及其“智囊团”,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关了8年监狱。我们虽是小人物,但在那个年月,受连累是不可避免的。就说肖望东在南京时的前任秘书黄稻同志被关了78年监狱,他始终不明白坐牢的理由是甚么?肖望东政委他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可在我们单位揪斗肖望东南大学会上,把我揪上主席台陪斗,“罪状”是肖望东从南京军区带1批干部来“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我是其中之1。会上,“红卫兵”各派那种“横扫1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气势,是不可言状的。从根本上说,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1个阶级颠覆另外一个阶级”的毛病方针引进党内和文艺界,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南京军区几10名干部是依照组织程序调来文化部的,也不是我们的错。硬说成是来“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我心里不服,曾写信给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诉冤,并要求调回南京军区。李文卿秘书尽同志之谊,给我写了回信说:“信已向许、杜首长呈阅了,知你们吃了很多苦头,但也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经过了考验,关于返回部队的要求,首长都已无能为力了”。还有,“文革”早期我在文化部的1所大学里任党委组织部长兼“党办”主任,还担负了几天“革委会”主任,又被本单位“造反派”列为履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线路”的头号人物,何振茂:我眼中的南京军区将帅及其“智囊团”。我官不大,受批斗的“规格”却不小。其实,斗来斗去,我还是我。很多人比我还苦,日子过的还要难,我与老革命先辈们吃的苦头相比,满足了。直属政治部的组织领导还向去外调的各派“红卫兵”写了论述“何振茂是个好同志”的证明,这也使我感到欣慰。我在干校劳动3年多,从干校回京后,调到中国电影公司仍干政治工作。“文革”苦果说来话长,不谈也罢。我宜粗不宜细地诉说了这些话以后,顺问老首长:听说因你辅佐许司令被整的够戗,老首长经此横祸,现在身体如何?王顾问长说:“1言难尽。小何(他还是按原来的习惯称呼我),我能活着来看你们,在那时是不敢想的了,‘4人帮’不倒,我们这些老家伙非被活活整死不可。”他说这番话时,充满着人性具有的爱与憎,也饱含着昔与今的复杂感情。这位在战争中诞生入死的老将军,经过“文革”的折磨,如今他年事已高,在重新“出山”工作后,就来看望我们,这使我百感交集,仿佛又嗅到了光荣传统的“原味”,并且有1种“越陈越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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